長輝的新作擺在我的面前，使我倍感欣慰。年輕的學者經歷了三年的長久思量與耕耘之後，獲得了一份沈甸甸的果實，為傳播學和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別開一番天地，這怎能不令我感到歡欣鼓舞呢？

　　這部《媒介消費學》的書稿我是在電腦上讀完的。當眼睛不適的時候，我便停下來思考，稍待緩解後便繼續閱讀。開始時，我還有這樣的疑慮：媒介消費學是從消費者的視角來審視媒介，只轉換了一個視角，能有新的闡釋嗎？這與過去在媒介研究中對受眾的強調有何不同呢？傳播學創立已過半個世紀，傳媒經濟學研究也歷時數十載，難道傳統理論的視野還有不及之處嗎？但伴隨著閱讀的深入，我的疑團漸漸消減，當我看完了長輝發來的書稿之後，諸多的疑慮幾乎消失殆盡。我們過去對媒介的關注雖然很多，但是，我們又有幾時是完全以受眾為根本展開對媒介的探求呢？至少這樣的探求還非常不夠。甚至『受眾』一詞本身就映射出了媒介或者媒介生產者與媒介使用者之間的不對等性。到底誰『受』誰『施』，這個問題的確需要重新考量。當媒介的信息傳播出來，在封閉體系內的受眾，的確是被動接受者；但在覺醒時候的他們，完全能夠擺脫媒介的『裹挾』而實現跨出封閉體系的『跳脫』，這恰恰是受眾反客為主的『質』的一躍。

　　當作為一種資源的媒介仍屬稀缺的時候，當信息社會尚未全面展現的時候，媒介對於受眾的『裹挾』力量是異常巨大的，一旦受眾想跳出那個『封閉體系』，這些人也必然墮入一個信息荒漠，別無其他選擇。為了不至於陷入更大的迷茫、為了獲得能在一定程度上夠消除不確定性的信息，他們只有犧牲『自我』，只有甘願被『裹挾』，只有低下頭來做『受』眾。盡管也有許多中立的學者和為了自身利益考慮的媒介也拋出了『重視受眾』、『受眾中心』的論調，但正如同我國古代的『民主』(統治者要以民為主、重視百姓)一詞不同於現代『民主』(人民當家作主)的意義一樣，那只是傳播者對於受眾而言而處於『強勢』的一種體現，是傳播者對於受眾的一種『恩惠』和『施捨』，種種結論與策略也只不過是把受眾當成了傳播著棋盤上的棋子來擺布罷了。

　　但是，當一個傳播渠道過剩的時代到來的時候，當大多數人已然身處信息社會的時候，這一切似乎都發生了變化。隨著媒介資源的豐富，傳統媒介與新媒介正在利用各種手段來滿足人們的信息獲取傳播需求，隨之而來的便是媒介競爭的白熱化與買方市場的出現。在這樣的環境裡，試圖繼續『裹挾』受眾的媒介傳播力也面臨著空前的挑戰。當受眾不再為得到信息獲取渠道而苦苦尋覓，當信息已能夠從各種渠道『蜂擁』般湧向受眾的時候，人們『覺醒』的時機也便到來了；當我們的理論還對受眾的『跳脫』有些遲疑的時候，實踐已經出現了太多『跳脫』的圖景，以至於使得傳播者有些『內息不暢、氣血翻湧』。正是在實踐的『壓迫』下，年輕的理論工作者敏銳的捕獲了這樣的信息，開始『從消費者主體這一位置來闡述這一命題』，試圖揭開『主動』與『被動』的關系，重樹『傳者』與『受者』的平等地位。古希臘先賢蘇格拉底把『認識你自己』作為自己的核心命題，現代德國哲學家卡西爾也將『認識自我』定義為哲學探索的最高目標。那麼，在一個媒介過剩的時代，媒介消費者重新『認識自我』又顯得何其重要。

　　在過去，媒介消費者之所以被作為傳播者的研究對象，那主要是為了使傳播者發現受眾需求、創造媒介產品、穩住受眾規模、吸引廣告客商、獲得經濟利益、謀取政治地位等等。但如今，正在『跳脫』的受眾不再任媒介擺布，而是尋求著平等博弈地位的回歸。在這樣的實踐氛圍下，媒介消費學的探求為傳媒經濟學術界吹入了一股新風。長輝的探索，既有左翼批判學派的深刻，又有經驗學派的靈活，既具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又富傳媒經濟學的新銳結構，對於靜思三載的媒介實踐者來說，駕馭學術專著能達到這般的嫻熟，實在難能可貴。

　　傳媒經濟學雖然在中國創立已盡30載，但是對於這樣一個相對較新學科中的諸多理論觀點，常常是在與我的同事、朋友、學生探討中甚至爭鳴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如，在與我的博士生、碩士生以及我的同事的長期探討或爭鳴中，形成了我的傳媒二重性理論、信息價值理論、傳媒經濟維度理論……這一次，通過閱讀長輝的書稿，我想也會形成一些新觀念，進而產生新的理論。

　　進步的路在腳下，這條路沒有盡頭，我們的年齡雖會老去，但探索真理的征途越走越新！

　　(本文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傳媒經濟研究所所長、網絡經濟研究所所長為文長輝媒體傳播學理論新著《媒介消費學》所寫的序言)